“分層參與”與“創新保留地”的策略，如同為紅星這艘航船安裝了精密的壓載水艙與可調式舵板，雖不能完全平息風浪，卻賦予了它在復雜水域中保持航向與穩定性的關鍵能力。

對ohaa的回應，經過幾輪謹慎的磋商，最終被部分接受。奧創陣營顯然對設立一個平行的“前沿安全范式研究小組”感到意外且警惕，這不在他們最初的劇本里。但紅星提出的理由——集合更廣泛的智慧應對未來安全挑戰——光明正大，難以公開駁斥。最終，ohaa架構委員會做出妥協：同意成立一個“未來安全趨勢研討組”，作為工作組的常設顧問機構，但明確其結論“僅供參考”，不直接寫入標準草案。紅星獲得了在特定平臺輸出理念、接觸前沿研究網絡的機會，同時核心標準制定流程仍被牢牢掌控在原有勢力手中。

這堵“fanghuoqiang”，不算堅固，但已足夠讓紅星在參與的同時，避免過早暴露全部底牌。陳穹作為紅星代表進駐該研討組，第一次會議歸來，他略帶興奮地向林一匯報：“林總，會上有不少獨立學者和小公司，對我們的‘內生韌性’概念很感興趣，討論比主工作組活躍得多！我們可能真的找到了一片可以播種的‘邊緣地帶’。”

而對“宙斯之盾”合同條款的修改，則經歷了一番更為艱難的拉鋸。對方法務團隊起初對“創新保留地”的概念持強烈保留態度，認為這會帶來“不可控的技術外溢風險”和“未來合作的不確定性”。談判一度陷入僵局。

關鍵時刻，穆勒博士發揮了作用。他在一次與林一的私人通話中坦：“林，我理解你們的顧慮。真正的創新往往誕生于一定的自由空間。我會盡力說服內部，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共同進化的伙伴，而不是一個唯命是從的供應商。但你們也必須給出足夠的誠意，確保‘預先研究’不會偏離我們共同的戰略軌道太遠。”

最終，雙方達成妥協：“創新保留地”內的研究成果，紅星享有知識產權，但在“宙斯之盾”項目方提出明確需求且符合共同戰略方向的前提下，紅星有義務優先進行商業化評估與合作開發。同時，紅星需每季度向項目方提交一份高度概括的“技術探索簡報”，保持信息透明，避免完全的黑箱。

這堵“fanghuoqiang”設置了觀察窗和優先通行證，既保護了紅星的探索自主權，也滿足了客戶的知情權與優先合作權。合同最終簽署，巨額訂單落地，但紅星也為自己未來的技術翅膀，保留了一片可以不受限制撲騰的天空。

就在商業世界的“fanghuoqiang”初步壘砌之時，林曦在ma的《共鳴的偏差》項目，卻遭遇了技術層面的“fanghuoqiang”挑戰。

堅持使用真實生物信號的決定，帶來了預料之中的技術困境。生物電信號（eeg、皮電等）極其微弱，易受環境干擾，且個體差異巨大。最初的測試中，裝置要么對大部分觀眾毫無反應，要么因外界電磁干擾而產生隨機誤觸發，完全達不到預期的“微妙共振”效果。合作的技術團隊開始失去耐心，私下抱怨藝術家“不切實際”。

林曦面臨著巨大壓力。是后退一步，采納更穩定的模擬方案？還是繼續向前，硬闖過這道技術的“fanghuoqiang”？

她沒有向父親訴苦，而是把自己關在工作室里，與聘請的生物信號專家一起，一遍遍地調試設備，改進算法。她意識到，問題或許不在于“真實”本身，而在于他們試圖用一種過于直-->>接、粗糙的方式去捕捉和詮釋“真實”。

一天深夜，她在反復觀看測試錄像時，靈光一現。她發現，當裝置反應遲鈍或混亂時，觀眾臉上反而會流露出一種更加真實、更加專注的探究神情——他們在努力感受，在猜測，在試圖理解這個“不聽話”的裝置。這種因“不完美”而引發的深度參與和思考，似乎比預設的“完美共振”體驗，更接近她想要探討的“個體與算法關系”的本質。

她立刻調整了思路。不再追求穩定、清晰的“共振”觸發，而是將裝置的反饋設計得更加詩意、更加模糊——比如，當算法檢測到微弱的、疑似“共振”的信號時，觸發的不再是明確的光點或聲音，而可能是空氣中一絲幾乎察覺不到的、帶著特定頻率的微弱氣流，或是墻面上光影紋理極其緩慢的、難以喻的變化。她甚至引入了一定的隨機延遲和衰減，讓反饋變得更加不確定，更依賴于觀眾的敏感與聯想。

“我們不必‘翻譯’生物信號，”她對技術團隊解釋，“我們只需將它作為一種‘種子’，去生長出一個充滿暗示和可能性的‘場’。讓觀眾用自己的感知和理解，去完成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‘共振’環節。”